文化 | 柏格理等人与石门坎苗文的百年历程

一、前言

苗族是一个同源但有不同支系和方言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本文所提到的苗族及苗语文仅限于以贵州威宁石门坎为中心的讲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及其语言文字，即创制于20世纪初的石门坎苗文(Pollard Script，花苗文、老苗文)。

本文所说的石门坎前辈们，是指近百年来曾为石门坎的发展不遗余力的前几代代表人物，他们包括苗族、汉族及英国友人。

二、创制苗文并使其完善

1、创制

1904年10月12日，英国友人柏格理(Samuel Pollard)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每天都有苗族人前来。我一直在努力学习，试图掌握他们的语言。如果想教他们而又不懂他们的语言，那真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今天我进行了一次实验——用我自己的辅音和元音去配他们的发音。到目前为止，进展还算顺利，但是我怎样才能设法区别出不同的声调呢?”

后来，在杨雅各、杨芝、王道元、王盛模、张岳汉、朱彼得、李国正、李国清、钟焕然等先生的帮助之下，终于创造出一种具有苗族文化特点的、便于群众使用的文字性语言——石门坎苗文。从此，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人民结束了仅能以传唱来保存自己历史与文化的时代，他们用这套苗文整理了叙史古诗、传说和故事，翻译出版了《新约全书》及其他汉语著作，并大量地用于书信交往，使苗族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起初的文字形式，就如同石门坎苗文《溯源碑》刻写的碑文那样，字的元音位置反映出声调，高写高声，低写低声，还不像后来那样规范。

2、修订

1932年，杨荣新先生在第一次修订苗文版《新约全书》时，对不同声调的苗文元音字母写于辅音字母旁边的位置作了明确规定。他指出：

①苗语有六个声调，但为方便拼写汉语借词，定为七个声调。“一三五七”声分别表示汉语的“阴阳上去”四声，而实际上第二、第三声调在苗语中是一样的。

②发第一声调的字，其元音字母写于辅音字母的上方；发第二、三、四声的字，其元音字母写于辅音字母的右上方；发第五声的字，其元音字母写于辅音字母的右中部；发第六、七声的字，其元音字母写于辅音字母的右下方。

上面提到的各点在以后王明基(丕成)、张继乔两先生合著的《苗英词典》里得到了充分肯定。石门坎苗文的文字形式从此规范。

3、改革

经修订后，石门坎苗文的作用更为广泛了，但在快速书写时就会容易发生偏差，对于交流和发展不利。还有，部分字的准确拼读要看上下文来判定，限制了阅读速度。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

于是，1950年春，在石门坎成立了以朱焕章(斗光)、王明基两位先生为首的，有张志诚、张友伦、陶开群、韩绍纲、杨忠德、杨荣先、杨荣新等7位先生参加的苗文改革委员会。委员会制定了苗文新的拼写形式。主要内容有：

①石门坎苗文所有的元音字母都写在辅音字母的右下方；

②用六个声调符号标示字的声调高低，调号书写于元音字母的后方；

③保留鼻音和吐气音两个校音符号，新增喉擦音、沉降音两个校音符号，共四个校音符号，鼻音符号写在辅音字母的左侧，其他三个写在辅音字母右上方。

笔者认为，经过本次改革，由柏格理先生开创，有几代苗汉先辈们参加制订的石门坎苗文已经完成。

方案完成后，委员会利用石门坎学校假期分别进行了数次苗文培训，相当多的一部分学员来自云南武定、罗次、禄丰、永善、大关和贵州安顺、紫云、普定、织金等距石门坎上百或上千里的地方。

1952年，奉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张友伦、杨荣新两位先生前往重庆，用这套文字将《共同纲领》译成苗文。完稿后，因为当时没有这套文字的铅模，而未能出版。以后，因为没有印刷品读物作媒介，这套文字也逐渐被遗忘。

4、制作出石门坎苗文的电脑软件

20世纪30年代末，《苗英词典》的作者之一张继乔(P KennethParsons)先生，从英国来华时，被日本侵略军抓获，投入上海浦东监狱。于是，另一位作者王明基先生只好一人收集整理大量苗语词汇。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张先生重返石门坎，同王先生一起着手进行《苗英词典》出版前的准备工作。解放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终止，张先生就一人在英国最后完成了词典的编纂。到20世纪末，经过多年的研究，张继乔先生制作出了全部石门坎苗文和《英苗词典》的计算机软件，为石门坎苗语文步入信息时代打下了基础。

至此，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张继乔和王明基两位先生，终于把从1904年开始的“创造苗族文字性语言”的这篇大文章作完，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确定标准语音及语调

标准语音及语调的确定，不需要新的创制，而是在各种苗语语音和语调中，进行筛选、认识和肯定。

1、以石门坎语音为标准语音

讲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按地区来讲，几乎分布在贵州整个西部和云南的东北部、中部，其内部又有hmaob nbyub、hmaob saod、hmaob zisdib、hmaobghwbdib之区别。各地的语音语调都有明显差别。以石门坎语音为滇东北次方言苗语的标准语音是怎样确定的，笔者尚无确切的考证，推测是先辈们经过比较鉴别，逐渐认识而后加以确定的。因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苗语，石门坎苗语的语气较为婉转，语调较为优美，语音较为悦耳，并且组词文明。所以，早先到石门坎的外国人、汉族老师，以及l952年中央民族学院来学习苗语的学生，讲的都是石门坎语音的苗语。

然而，标准语音也有一个坚持推广的问题。朱焕章、王明基两位先生是坚持和推广用石门坎语音作苗语标准语音的楷模。他们都不出生在石门坎，但他们的谈话和著作处处反映出是在用石门坎语音作标准，从来不以他们个人在滇东北苗族中的地位和影响而另外标新立异。他们坚持石门坎标准，为苗语的标准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2、确定六声调

苗语有六个声调。就笔者所知，这个看法最先是杨荣新先生提出的。他用“Sheud haib viet ngaox nyul vaif'’这句勤劳的妻子在清晨唤醒丈夫的话来风趣地讲述了苗语六个声调。

如实地说，前面提到的为便于标示汉语借词采用七声调的意见，以及近50年来一些学者为区分清浊音而提出苗语有八个声调的主张，都没有显示出区别于六声调的地方。

就如汉语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调可以用“英雄好汉”、“高朋满座”、“山盟海誓”来为初学者示范讲解～样，在杨先生上面那句话的启示下，笔者了解了苗语的声调，受益匪浅。

四、推广使用苗语文

语言是一种社会财富，各种语言的存在和使用使人类社会五彩缤纷。我们苗语文无疑地也给人类社会增添了光彩。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认识，因此有许多工作要做。

为苗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杨芝老先生，在推广和使用苗语文方面是我们的旗帜。他通晓苗语与苗文，掌握着许多古诗古歌，为新现象、新事物组创苗语新词，还要求苗族青少年学会并坚持讲自己民族的语言。一位退休老师曾告诉笔者，他在昆明上大学时，有一次几个苗族同学相约去会杨老先生，其中一位女同学只讲汉语，老先生便问她：“你父亲是谁?”女生通报了她父亲的姓名。老先生便严肃地讲：“啊！是他，是我的那位朋友，他是我们苗族嘛。他为什么不教你讲苗语呢？我要批评我的这位朋友了。”听后，那位女同学羞愧地低下了头。事过40年，笔者有幸会到那位女同胞。她已经退休，可这时的她，确是用一口流利的苗语同客人们叙家常。足见杨老先生教诲的作用至深。

1973年笔者途经昭通，特地去拜访吴性纯老医师，席间他谈了忠诚信仰和通晓苗语两个题目。对于后者，吴老医师讲：作为一个苗族知识分子，不应把自己的水平停留在会讲苗语这个程度上，应该尽可能地精通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那时笔者才30多岁，老一辈们都健在，当时对这个问题并未重视。2000年，在石门坎光华小学建校95周年时，我们收到英国友人的祝贺函，其中有一篇是用石门坎苗文打印的纪念老一代人的苗族文言古诗。笔者只看得懂标题，实在尴尬，好在继续翻阅，发现了这篇苗文古诗的英语译文，才喜出望外，如释重负。这时回想起吴老医师要求精通苗语的教导，便倍觉亲切，又深感惭愧。

五、结束语

石门坎苗文的出现，是对世界民族文化的一个贡献。它凝聚着英国友人、苗族先辈和汉族老师的智慧。纪念老一代人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他们劳动所产生的成果，为后人谋福利。坚持使用以石门坎语音为标准的苗语进行会话交往，坚持使用石门坎苗文创作翻译，是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继续做出贡献的～个举措，在苗族民众中应当提倡。

笔者在这里要提到两位先生的事迹。他们和笔者处在同一时代，比笔者年长，是笔者的良师。

第一位是徐志淼先生，他在贵州省民族语言研究所工作，到过石门坎，掌握了好几种苗语。他是汉族，但他在与苗族同胞相会时，总是用标准的苗语进行交谈。苗族人与他见面，就如同与自己家人在一起一样。无论是与省、市的苗族领导同志，还是与做一般工作的苗族干部相处，他都常年如此，可谓难能可贵。

第二位是杨建康先生，他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现在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学教师、云南省彝良县副县长。他是苗族，退休后，杨先生一直在使用石门坎苗文翻译世界文学巨著，从另一方面向世人展现光辉的苗族文化。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几乎没有任何学校教授这种文字的情况下，据张慧真博士在《近代贵州石门坎花苗族群教育发展的个例研究》一文中统计，目前至少有5万人能阅读这种文字印刷的书。据笔者所知，相当一些在北京、昆明、贵阳、四川等地工作的苗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会使用这种文字。

我们有责任发扬光大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苗文化，使包括苗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大花园更加姹紫嫣红。（本文原题为：石门坎的前辈们为苗语文的发展做了什么）

原文刊载于“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微信公众号，基督时报蒙允转载，不拥有版权。